花哨的衣服都来自法国“譬如天花”

  夜晚，天干物燥，卑尔根海滨一间长长的木质仓库突然燃起熊熊大火。这是1248年挪威海岸发生的一场火灾。国王和侍卫都在城里，城里挤满了人，尽管所有人都在救火，他们还是“控制不住火势”。圣马利亚大教堂的尖塔也烧着了，“火的威力太大了，火星溅进城堡，城堡片刻便火光冲天。许多人没有来得及跑出来就被烧死了”。

  英格兰编年史家马修·帕里斯（Matthew Paris）平安撤离了海岸，“复仇烈焰的力量”，他笃定地写道，“像喷火的龙一样，拖着尾巴飞了起来”。他断定这是“严厉的神圣复仇”。

  国王划着小舟奔向停在近海的驳船，“拿了几只大水壶。他们用水壶装满海水，再把水壶拖上码头，把海水泼到火上，火才被扑灭了”。但他的石头城堡“大部分已化为灰烬”，帕里斯写道，11个教区只剩下4座教堂以及“国王的宫殿、小礼拜堂和住所”。

  几天后，帕里斯正在主持弥撒，突然一道闪电撕开了阁楼的茅草屋顶，吓坏了正在里面避雨的王子，接着闪电又击中了马修·帕里斯的船，“桅杆被劈得稀碎。其中一小块碎片还弄伤了一个刚从镇上买服饰回来的人”。

  三天前，城镇刚经历过毒燎虐焰，现在暴风雨又掀翻了屋顶，可有人还在忙着买“服饰”，买漂亮、时髦的衣服。时尚的历史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更长、更奇特。

  冰岛伟大的萨迦有人们所期待的一切，英雄、杀戮、恶龙、世仇、伟大的航行和巨大的恐怖，也有一些少见的故事，讲的是好打扮的男子。

  例如《奥克尼伯爵萨迦》中的卡利（Kali），他离开了挪威五周，去英格兰北部的格里姆斯比（Grimsby）港参加了鱼龙混杂的大型聚会，他在那里碰到了来自奥克尼群岛、赫布里底群岛和苏格兰的人。他回到卑尔根后，整日在小酒馆里晃悠，卖弄他学到的东西。萨迦写道，“卡利是个花花公子，穿着时髦，眼下他刚刚从英格兰回来”；他看到了国外的风尚，并把流行的式样带了回来。不止他一人这样。他的新伙伴约恩（Jon）是彼得·塞克松（Peter Serksson）的儿子、也“是个对衣服很讲究的人”。萨迦写道，卑尔根到处都是外国人，他们要有人欣赏他们的穿戴。如你所料，卡利和约恩后来结下血海深仇，他们经常醉酒斗殴，伺机报复，但他们一直都很有型。

  在《平和者奥拉夫萨迦》（Saga of Olaf the Gentle）中，13世纪的小说家斯诺里·斯蒂德松（Snorri Sturlson）讲述了大约一百年前，卑尔根还是新城镇，富人们如何开始定居，俱乐部如何成立，酒宴如何成为家常便饭，“那时，新的服装时尚就出现了”。男人们穿着紧身马裤，脚踝上戴着金环，长袍缀有缎带，高跟鞋上面有白色丝线刺绣和金线花边。这种打扮对于天寒地冻还要在港口工作的水手、商人和战士来说完全不实用，这才是时尚的主旨。卑尔根男人穿的垂褶长袍很快就成为南方贵族的标志。他们还设计了新的、做作的礼仪来搭配他们的时尚。在奥拉夫国王的晚宴上，会有斟酒人斟酒，秉烛人手持点燃的蜡烛，站在每位宾客的身旁。一百多年后——1174年，这是萨迦唯一一次给出了确切的年份——一个人可能会因为穿着过时的衣服，在社会上受到谴责。据《哈拉尔王萨迦》（Saga of the Sons of Harald）所述，沉闷的政治家埃尔林“穿着老式的衣服——长腰长袖的外衣（长罩衫），还有长袖衬衫和紧身上衣，法式斗篷和高及小腿的鞋子”。当时他是摄政王，萨迦对“他让国王穿着类似他年轻时穿的衣服”这一做法颇有微词。国王规规矩矩地长大了，但“他独立后，穿得很华丽”。

  值得注意的是，卑尔根的民众也追求时尚。卑尔根位于挪威海岸，是被峡湾环抱的港口城镇，那里有大量的木结构建筑，经常被烧毁，留下了大片的土地供考古学家调查研究。在不同年代的地层中，从11世纪到13世纪，考古学家发现了各种鞋子——女鞋、男鞋和童鞋——而且很多鞋子都以丝线刺绣来装饰，这很不寻常。12世纪，卢卡（Lucca）才开始生产丝绸，暴躁的巴黎神职人员动不动就谴责人们穿“蠕虫的粪便”，但丝绸对南方人来说仍是奢侈品，大部分得从中东进口。在后来的彩绘手稿中，权贵都穿绣花鞋来彰显地位、炫耀财富。但卑尔根的证据并非来自城堡或富人聚居区，而是到处都有。这个城镇有那么多鞋，甚至有用旧的成人鞋改小的童鞋，所以显而易见，早在丝绸成为巴黎上流社会的标志之前，大量的丝绸纱线就已经运到了挪威海岸。整整一个世纪后，法国王后纳瓦拉的让娜（Jeanne of Navarre）看到布鲁日（Bruges）女人和根特（Ghent）女人穿丝绸、戴珠宝，魅力四射，仍会大发雷霆。“我以为我是唯一的王后，”她厉声说道，“可我现在看到了上百个王后。”

  贸易搅动了世界，让新事物可以一定的价格提供给新的人群。丝绸就属于这个运动中的世界。东方的丝绸可以经俄罗斯的河流，穿过波罗的海，或者用威尼斯的大帆船运到佛兰德海岸。时尚也在一直在变化，它属于那些思想跳出定式的人，他们愿意试着接受别人的习俗和风格。时尚与修士或朝臣的制服无关，时尚是人们主动选择要改头换面。时尚并非始于高高在上的宫廷，当时早就有艺术家会记录胸部的弧度和衣裙的长度，时尚也不只是女人才关心的问题，在格里姆斯比的泥地里格斗的男人们对此也感兴趣。

  在挪威之外的大海上，甚至在15世纪晚期，冰霜开始爬上草地，定居者被迫离去的过程中，时尚在格陵兰岛也有迹可循。早在已知最早的裁衣纸样——16世纪从德意志地区和西班牙传入——出现之前，格陵兰岛的定居者就知道怎么裁剪新样式的衣服，而且他们很在意剪裁。不过，他们的生活还很原始，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。他们没浪费羊的一根筋、一块骨头或一个器官，羊的阴囊变成了装东西的小口袋，角变成了吃饭的工具，骨头变成了用来缠绕纱线的卷轴，胫骨有时还会被做成长笛。他们也不浪费羊毛，因为他们要用羊毛来织船帆，制作御寒的衣物。他们付给教士的酬劳是一种名为瑟姆厄尔（vaðmál）的布料，瑟姆厄尔的意思是“布的计量单位”，因为布通常和钱一样，是一种支付手段。

  所以，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别浪费布料。他们发现，旧办法——用织机上取下的布料直接制成幅宽相等的衬衫，而不费心接缝或剪裁——会造成浪费。他们改成了量体制衣，先仔细裁剪，再把各部分缝合到一起，制成衬衫或衣裙。北极圈的冬日昏暗无光，而农夫和农妇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缝制出合身的衣服。这是意识和经济性问题。当时衣服大多是套头的，但他们的衣服有扣眼，这是一种创新，在南方甚至成了丑闻。他们的衣服还有别具一格的衣领，这种衣领从肩部向外延伸，边缘可以用茜草染红，而茜草必须进口。格陵兰人都戴兜帽。这是锦上添花的选择，不像人们把北极兔的皮毛缝成衣服是为了寒冬腊月里保暖。他们还引进了英格兰的红色菱纹布和爱尔兰的粗纺织物，这些都不是必需品，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和欣赏。他们也将本地独具特色的条纹布、格子布和提花布外销出去，这样其他人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

  当时，定居者们不堪挨饿受冻，纷纷离去，格陵兰海岸沿线只有最后一艘船还在航行，船长是格陵兰人约恩（Jon the Greenlander）。他被风吹离了航线，驶入一个峡湾深处，在那里，他发现了一具尸体脸朝下躺在断壁残垣中，成了这个荒废的定居点最后的殖民者。“他头上的兜帽缝得很好，”约恩注意到，“其他衣物部分是瑟姆厄尔布的，部分是海豹皮的。”即使身处欧洲遥远的西部，面对欧洲人殖民实验的悲惨结局，约恩注意到并报告的仍是一顶“缝得很好”的兜帽。

  时尚——选择如何穿衣，随意改变形象——不只存在于巴黎的街头或佛兰德浮华的宫廷，但凡是人们炫耀地位、挥霍金钱、浪费光阴的地方都会有时尚的影子。时尚远不止14世纪的彩绘手稿中那些漂亮的长袍，还有那些姿态拘谨的女士，她们明显是因为衣服所限，行动不便。卑尔根的鞋、格陵兰的衬衫都标志着时尚是人们在艰苦的贸易中萌发的一个愿望。

  既然涉及贸易，有一点值得安慰，运输物资的船只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担负骂名的通常是法国人。14世纪30年代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一世（Robert I）将男士短夹克的风潮归咎于法国人，尽管他本人就来自昂茹（Anjou）。15世纪中叶，佛罗伦萨（Florence）禁止女人穿深V形领口的衣裙，因为怀疑这是法国款式。英格兰人也认为花哨的衣服都来自法国，就像1509年，教士亚历山大·巴克利（Alexander Barclay）在《愚人船》（Ship of Fools）中所说，其“譬如天花”。

  曾几何时，父母会把衣服遗赠给孩子，因为他们了解这些衣服在他们去世后还可以穿很久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衣服具有一脉相承的意义。863年，一对贵族夫妇——皇帝的妹妹和意大利伯爵——起草了遗嘱，指定要把他们用黄金编织和装饰的衣服留给长子和次子，他们还把象征地位的徽章传给了后人，确信儿孙能继续佩戴它们。毕竟，社会秩序是固定的，人人都能看懂衣物传达的意义。

  修士素净的衣服对俗人来说意义重大。与圣洁之人穿同样的衣服能获得法力。两个世纪以来，人们认为在临终时穿上修士服，就能站在正义的一边迎接最后的审判，直到1357年的《俗人教理问答》（Lay Folks’ Catechism）精确指出，一个人即使“他死时穿着基督在人间穿的衣服”也不能够确保他在天堂有一席之地。布吕埃尔的尼古拉斯（Nicholas of Bruère）花了10马克才有机会住进修道院，“在弥留之际按圣贝内迪克特的习惯”穿戴整齐，但他是个十足的倒霉蛋。

  如果你是被迫穿这些朴素而有意义的衣服，那就不同了，圣洁之人也会违抗命令。比德说，林迪斯法恩的修士们“被劝阻不要穿昂贵的染色布，应该满足于天然羊毛”。阿尔昆从查理曼宫廷给希格鲍尔德斯写信说，他担心教堂的气势、谦逊和礼仪，因为教堂刚刚被维京人破坏和烧毁。他谴责放肆和炫耀，坚称“衣着上的虚荣不适合男人”。9世纪，教会理事会不得不下令，要求修士修女规范着装；12世纪，修士“衣着不雅——穿着便服——前后敞开”去做弥撒会被训斥；13世纪，修士如果不按规定着装，就会被逐出教会。教会禁止修士们穿任何开口的、紧身的、短小的、打褶的衣服，尤其不能穿有新式纽扣的衣服。要坚持这一点并不是特别容易，因为如果圣洁之人收入可观——每年不少于200马克，这本身就是对安贫乐道誓约的侮辱——他就有资格穿得和“同等收入的骑士”一样光鲜。金钱总有办法破除规则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贵族和王室需要穿制服，以辨别他们的身份，表明他们的忠诚。1303年，法国人开始制作制服，规定谁有资格参加最高法院的开幕式，时尚有了它的官僚用途。巴黎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因为严肃的装束，在人群中很有辨识度。人们穿的毛皮成了他们地位的标志：白貂皮是贵族家庭的象征，因为白色毛皮很稀有，而国王的弄臣和王子的奴婢只配穿羔羊皮。不过，规则也会改变，1430年以后，雅士们对天然未染色的羔羊皮就情有独钟。

  在14世纪的比武大赛上，女士都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，衣袖上绣着同样的图案，她们用配色协调的缎带引领骑士们走向比武场，这种设计就像现代剧院里的合唱团一样，是刻意营造的一种效果。1389年，在圣德尼（Saint-Denis）举行的庆典上，女士礼服是馥郁的深绿色，左袖上用金丝银线绣了国王的纹章，五月的枝叶中盛放的金雀花，搭配的缎带是洒金的绿绸。女士们隐藏了个人特征，成了团结一致的活动招牌，她们对于从头到脚一身红的王后来说，也是讨喜的背景。

  街上的行人也展现了他们的阶级。专业技术人员身着长袍，贵族可以像13世纪佛兰德的贵族一样，穿着短上衣来炫耀自己的臀部。普通人根本无心改换风格，他们甚至对风格没有概念，至少特权阶层是这样认为的。在佛兰德，女士服装几百年来都一样，男士服装到15世纪出现了一点儿变化，就是他们把腰带从臀部提到了腰部。问题是，规则可能被弃之不顾。长袍曾经专属于文人、律师和教士，但在1467年，雅克·杜克莱尔（Jacques du Clercq）注意到“不管多么低微的身份，就连游子都穿着垂至脚踝的长袍”。

  如果衣着本身有这么明确的含义，衣服就是危险的，任何人都可能打开错误的衣柜，假装不同的身份，冒充不同的阶层。在13世纪的《玫瑰传奇》（Le Roman de la Rose）中，有个角色叫伪装者（Faker），他说自己擅长换装，所以他可以“是骑士，是修士，是主教，是特遣司祭，是办事员，是教士，还可以是学生，是校长，是城堡主，或者只是个在森林里干活的人。简而言之，我可以是王子，也可以是侍从，我喜欢什么阶层，就可以扮成什么阶层”。衣服定义了他，而他选择了自己想被别人如何定义。这就是时尚的本质，你可以随意变换服装造型，只要摸准时间和场合，你就能毫无忌惮地挑战规则。

  在稳定的社会里，这可能很荒唐，像是建议孩子们去泡吧，或者让人联想到某个头戴王冠、身穿长袍的狂欢节女王。在阶级、地位和金钱都在更替的时代，千变万化的时尚令人不安。北海地区的旧庄园日暮途穷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贵族的土地正在失去原有的价值。曾经只是集市的新城市方兴未艾。没有人必须再待在原地，如果你离开了土地，有机会在城市的新工房和新工厂里找到不错的工作。有些商人赚得盆满钵溢，他们想要财富带来的荣光。所以他们的穿着打扮会效仿贵族。

  这些问题错综复杂，援引法律至少能让问题看起来简单些。如果法律规定了谁能穿什么，谁不能穿什么，那么或许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因此到13、14世纪，法律开始规范人们的着装，试图制止人们的逾矩行为。人们总是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，复旧如初，各就各位，穿着得体，符合身份。权力不喜欢看到对手。1279年，法国国王颁布法令，规定贵族不得拥有4件以上白鼬皮（松鼠皮）制作的礼服，也不能用价格超过每巴黎码30苏（sou）又称索尔，中世纪法国使用的一种低面值硬币。图尔铸造的比巴黎铸造的价值低1/5。的布料。国王要突显君主的气派。

  然而，服装技术的发展开始让人们有了各种各样的选择。裁缝这门手艺，至少从裁剪布料到制作合身的衣服，可以追溯到13世纪早期的伦敦。与此同时，法国北部和莱茵河沿岸也出现了专业的裁剪师和缝纫师，他们是最早的裁缝。量体裁衣在宫廷里很常见，人们总感觉裁缝是宫廷的一分子，这一点不必明说，也不违反法律。

  在意大利的城市里，这些法律只适用于女性，原因令人费解：因为她们的衣饰太贵了，男人们结不起婚，所以说时尚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，让人们忽略了补充佛罗伦萨城市人口等严肃的问题。在北方，这些法律的适用对象则完全相反。英格兰人更关心男人的衣装，而不是女人的服饰（这在北方相当普遍）。当然，英格兰希望维持其稳固的阶级制度，但同时也要保护本国贸易不受外国商品的影响。这一切都难掩道德上的焦虑，所以有关时尚的法律旨在修正人们的灵魂，整理他们的口袋和衣柜，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人。如果他们安分守己，显然就会更好。

  法律接连出台，以确保人们不会穿不符合身份的衣服。在英格兰，年收入低于100英镑的人不能穿毛皮；在埃诺（Hainault），仆人不能穿貂皮或丝绸；在1430年以后的苏格兰，工人阶级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；1485年，法国开展了一次关于金线织物的经济情况调查，调查对象仅限于贵族，他们生活豪奢，每年至少有2000里弗（livre）中世纪法国使用的一种货币，也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法国的记账单位。里弗体系最初由查理曼建立，1里弗=20苏（sou），1苏=20德尼厄尔（铜币，相当于英国的便士）。1360年，法国铸造了与里弗等值的硬币法郎，取代了原有的里弗，但在会计中里弗与法郎同义。用来购买金线织物。这些法律表明，只要有钱，即使身份不符，他们外表看起来也要光鲜得多。

  如果你无法讨论时尚带来的所有令人担忧的社会变化，时尚就成了需要好好谈论的话题。时尚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。

  开始是嘲讽。12世纪，克莱尔沃的圣贝尔纳（Bernard of Clairvaux）就对新一代的骑士产生了（“不是军事，而是恶意的”）怀疑，因为他们的头发遮着眼睛，还常被自己长长的衬衫绊倒和缠住，双手埋在宽大的衣袖里；但至少他们不像某些贵族那样，坚持扎紧外衣的袖子，每天都要把袖子缝进去。衣服不需要实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宣言；男女都要将手袋系在腰带上，因为他们的衣服没有口袋。

  其次是诚实的问题，因为时尚允许人们在合理的范围内改变自身的体型。长的鞋尖是从波兰传入的概念，据说是一位昂茹伯爵的发明，因为他患有严重的拇囊炎。直到15世纪，女性都是量身定做衣服，以凸显她们高耸、坚实、浑圆的胸部，丰满的臀部，纤细的玉足以及突出的小腹。13世纪晚期，诗人让·德默恩（Jehan de Meun）因此陷入思考：“你常常看不出她们是否怀孕了。不管她们多瘦，她们的臀部都很大。”据外科医生亨利·德蒙德维尔（Henri de Mondeville）所说，在他那个时代，金发很时髦，金黄色是“最美丽和最常见的颜色，男人女人都喜欢”。染发剂自然必不可少，还有简单的脱毛剂，成分包括、醋和天仙子，或者用煮刺猬的油，进行一种原始的毛发移植。外貌成了事业。有些女人可能会束胸，以避免胸部过大的“耻辱”。年长的妇女可能会用剃刀刮掉皮肤的表层，这样就会长出新的年轻的肌肤。

  任何受道德约束的人显然都不赞同。1400年前后，一首作者不详的诗《无红衣的理查》（Richard the Redeless）讲述了智慧（Wisdom）下凡，穿着过时的“有益健康”的衣服在王府里游荡，因为衣服“不太长”这一过错，他受到了斥骂。他经常被指责、嘲笑、呵斥，甚至被关在门外，还受到“乳臭未干的男孩”的排挤，他们时髦的长袖成了“拖地的袖子”。

  瑞典的圣比吉塔（St Birgitta of Sweden）走向了极端，他宣称衣服是瘟疫的起因，尤其是合身的、经过剪裁、浆纱和拼接的衣服。就好像船带来了思想和风尚，也带来了疾病一样，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。五颜六色的布料和条纹代表着邪恶，在丹麦一座教堂的墙上，画里的凶手该隐（Cain）穿着红色条纹袜，无辜的受害者亚伯（Abel）则穿着素色袜子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谁好谁坏。而在另一座教堂的墙上，描绘的情侣显然是露水夫妻，因为他们穿着两种颜色的衣服，就算有人不理解画中隐含的“”之意，也能看透这一点。

  让·德默恩担心丈夫们会下地狱，因为妻子在穿衣打扮上的开支会逼他们放高利贷，做出“甚至更坏”的事情。他虔诚地希望“女人做这一切都是出于善意，为的是避免她们的丈夫私通”。1562年，一份英格兰公告表示了对时尚追随者的担忧，“比如那些出身卑贱的人，没什么能力维持生活的人”。更糟的是，时尚的变化进程似乎在加速。14世纪90年代，克里斯蒂娜·德皮桑（Christine de Pizan）抱怨时尚一天一变，女装和男装越来越精致，毁了很多人：“就像羊群，如果人们看到谁在服饰方面做了什么奢侈或大胆的尝试，他们就会立刻效仿，并说别人做什么，他们就必须做什么。”1577年，威廉·哈里森（William Harrison）谴责道：“我们的祖国（甚至从朝臣到车夫）荒唐愚蠢……若长此以往，我们没一件衣服能比第一件衣服穿得更久。”

  服装是外化的政治，因为服装反映了社会的裂痕和变迁。服装是个道德问题，因为服装是骄傲、贪婪和浪费的标志。服装也是个不可阻挡的经济问题，因为服装涉及庞大的羊毛和布料产业，也涉及所有丝绸和染料的海上贸易。勃艮第（Burgundy）公爵养着一个由鞋匠、裁缝、裁剪师、皮匠和刺绣师组成的团队，还雇了一名裁缝，专门打理他的衣柜，只为他一人效劳。其他手艺人可以为那些想要看起来像公爵甚至帝王的人提供服务，他们的手艺都能赚钱。毫不奇怪，经销布料的商人总是城里最富有的人，他们销售的商品是人们在公共场合如何定义自己的要素。

  服装行业可能被指责在某一些程度上破坏了国家的平衡，是外来入侵，是顺势而为的怀柔战术。1549年，托马斯·史密斯（Thomas Smith）在《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》（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）中，反对伦敦的男装店突然大量销售“法国或米兰（Milan）的帽子、眼镜、匕首、剑、腰带”这些在过去二十年里忽然出现的服饰。他看到优质的英格兰羊毛被运到国外染色，制成帽子或绒面呢，再返销回来。“我们是多么愚蠢啊，竟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财物被这样不断地掠夺？”与此同时，伦敦的服装业也发展得十分好。欧洲各国都有能力生产长筒袜，但伦敦制袜用的是极好的精纺毛线，人人都喜欢，因为很时髦。这些长筒袜销往法国、荷兰、德意志地区，价格并不便宜。愤愤不平的菲利普·斯图贝斯（Philip Stubbes）写道：“过去，一个人全身从头到脚都穿戴整齐，花的钱也不及这样一双长筒袜。”

  帕斯顿家是诺福克（Norfolk）的乡绅家庭，他们和大多数同阶层的人一样，更关心自己的衣着，而不是赶时髦。但他们免不了要出门旅行。

  15世纪中叶，约翰·帕斯顿（John Paston）去了一趟勃艮第，赞叹不已。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：“除了亚瑟王的宫廷，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地方。”在一次比武大赛上，他看到那些华丽的装备惊呆了，“黄金、丝绸、白银”和“黄金、珍珠、宝石”比比皆是。宫廷的波谲云诡，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阶层的差别，还有形形的女人，都让他久久不忘。七年后，他的地产经理约翰·派佩（John Pympe）说他听闻，“布鲁日的那些戴着高帽子的夫人，给了你们一些人热烈的鼓掌”，女人上阵自有她们的战术，“她们的红唇和大腿使人神魂颠倒”。

  帕斯顿一家陷入了英格兰王朝战争的泥沼，他们名下的土地在合法性上不断受到质疑，他们的生活不甚富裕，彼此的书信写满了现实的烦恼。玛格丽特（Margaret）认为丈夫送给孩子们的帽子太小了；小约翰说他在威尔士过圣诞节需要多备一件礼服，因为“我们每天都得穿，没有替换的话，一件礼服很快就穿坏了”，他还需要两双“袜商那里现成的有后跟的”长筒袜，因为“我没有完好的长筒袜可以穿了”。他还需要一顶骑马戴的帽子，他希望送帽子的人“把帽子戴在头上，以免压坏了”。

  玛格丽特身怀六甲，需要一根新腰带，“因为我已经打蜡了”（意思是整洁优雅，她是在讽刺），“我不束腰带可能稳不住，但我只有一条腰带”。她想要的不是伦敦的礼服，而是来自伦敦的布料，以便在当地做一件衣服——对她来说，布料仍比剪裁更重要——但是且看这家人是如何寻找他们想要的伦敦货的呢？后来，玛格丽特抱怨道：“我逛遍了镇上所有的布店，这里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。”一个人尽其所能追求的格调，都来自别的地方。

  帕斯顿家的人偶尔会要求搭配衣服，穿“优质粗纺呢”——这是魔鬼的颜色，丧服黑——的礼服，“披白色羔羊皮”，但仅此而已。这家人并不热衷于效仿显贵，即使他们对王公贵族的喜好一清二楚。约翰·帕斯顿整理了一张清单，列出了他的主人约翰·霍华德（John Howard）爵士在1467年1月送给妻子的礼物，有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手链和金腰带，上面镶嵌着红宝石、珍珠、钻石，还有绿宝石、蓝宝石和紫水晶；有荷兰布，有绿色和黑色的天鹅绒（当时天鹅绒极其昂贵），还有锦缎和金线织物；有五把银匙；有昂贵的貂皮，有被称为白鼬皮的松鼠皮，还有用貂皮镶边的礼服；有一张床，床上铺着深红色的锦缎，挂着各式各样的帷幔，还有阿拉斯（Arras）的挂毯。这张清单很长，但帕斯顿一家当时不出入宫廷，似乎对此不大关心。他们有其他的烦恼，如何保住自家的土地，如何熬过战争活下去。

  城镇则不同，在城里，你必须按规矩做事。1393年，一位老先生写了一本家政手册《巴黎持家指南》（Le Ménagier de Paris），事无巨细地训导他的少妻，家务管理容不得一丝马虎。他指出，那些说不在乎外表或不关心自己的人都是伪君子，他们其实很在意自己是不是受到尊重。他说，新婚妻子必须“穿着得体，不要穿新样式的衣服，不要太俗艳，也不要太朴素”。因此妻子穿着打扮既不能太随意，又不能太艳丽，一定要遵守规则。这位老先生甚至考虑到了他妻子的新式内衣，即使内衣通常不外露，但“你首先要注意，你的内衣领子和你的睡衣、长袍或外衣，不可叠乱了。”短裤方面的礼仪还没制定出来，但多明我会修士让·德博姆（Jean de Baume）说，不知忏悔的人就像穿着脏衬衫睡觉的坏孩子，而好孩子“至少每两周”换一次内衣裤。

  16世纪，第一批时尚书籍问世，书中都是其他时代或另外的地方的人怎样穿戴的图片。这些书帮助定义了时尚的概念，即长久的渴望成为某个人或去往某个地方。

  这些书展示的是服装，也是人们的生活方式，这些书不仅是多姿多彩的情报报告，也是教人如何通过风格来区分好人坏人的道德课。1562年，宫廷装订师弗朗索瓦·德什普斯（Francois Deserps）在巴黎编著出版了第一本时尚书籍，献给了时年8岁、后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（Henry Ⅳ），不了解这一个男孩有没有翻看过这本书。这本书讲述了苏格兰男人穿着宽大的裤子，荷兰人追求极致的干净，布拉班特（Brabant）女人把头发梳得“像上过浆的亚麻”，还有泽兰的长裙。为了引起男孩的兴趣，书中还穿插了一些海怪、身披藤条的直立猿猴以及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图片。

  这些图片都是根据一位船长的素描绘制的，他是法属加拿大的拓荒者，是了解外国风土人情的军人，是“去过许多不同国家的葡萄牙人”，是在商业圈打拼的人。这是严肃的资料，有一名士兵和一位商人作保。弗朗索瓦不太赞赏时尚，但他也知道时尚必不可少，例如，在吕贝克（Lübeck），男人是天生的猎人，手腕上停着猎鹰，无论男女都不“太在意时髦的服装”。这本书解释说，这种多样化的存在，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宗教，在血腥的宗教战争中，人们自然会担心多样化的问题；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好奇。

  切萨雷·韦切利奥（Cesare Vecellio）曾在他堂兄提香的画室工作，1589年，他在威尼斯创作了“世界”服装图册。他刻画了英国女人“盛装打扮”，安特卫普女人“头上戴着漂亮的草帽，无论什么年纪，都可以独自外出”；他还迷恋北方女人，她们用嘴叼着燃烧的树枝照亮道路（“为了方便，也可能是为了安全”），还沿小路铺上腐烂的橡木碎片，这样真菌发出的微光就能指引回家的路。他指出，无论多么高贵的荷兰女人都“从事贸易”。服装似乎是民族志的另一个证据，体现了外国的风物民俗，但他也抱怨说，很难确定外国人穿什么衣服，“因为他们想怎么变就怎么变，完全是他们的随想曲（capriccio）”。

  菲利普·斯图贝斯因此惶惶不安，他是职业道德家，害怕上帝会因为任何事而对所有人进行审判。1583年，他出版了《剖析流弊》（Anatomie of Abuses）一书，以流畅的文笔和敏锐的视角向英格兰国民提出告诫。他不喜欢音乐，说音乐是“通向所有淫秽和肮脏的道路”；他不认同演员，说演员是“矫揉造作的伪君子……口是心非的两面派”；他不认同律师和放高利贷，因为他们能够夺走一个人的家；他甚至不赞成教堂在节日酿造烈啤酒；他不喜欢足球，说足球是一种“血腥的谋杀练习”；他也不喜欢舞蹈，说舞蹈就是人们为了“亲来亲去，相互垂涎”。总而言之，他认为“如果不迅速改革，长此以往，三大弊害将吞噬整个英格兰王国（Commonwearth of England），即精致的食物、华丽的建筑、奢华的服饰”。

  “英格兰的居民穿着大胆，每天都在变换时髦的装扮，他们无非是想让的伴侣赏心悦目，让肉体的情人春心荡漾。”他专门提到那些把鲜花别在胸前的女人，“我毫不怀疑她们会因此得到许多湿吻，也许还会收获更多的友情，她们明白我的意思”。他认为感官享受是“我们眼前邪恶的例证是罪恶的挑衅”。他痛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。“魔鬼每天都要推出这么多新的时装，假如我是算术专家，我也永远无法算[数]出其中的一半。”

  当然，他少不了还要嘲笑几句。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，人们脖子上那些“又大又怪的轮状绉领”之前还好好的，被雨水打湿后，“大飞边扬起又落下，就像抹布一样随风飘动，又像风车的帆”。人们的帽子与“他们脑海中摇摆不定的幻想”相为表里。一个人穿着拖鞋走路，“每一步都滑来滑去，像要摔倒……他们的拖鞋在泥土里啪嗒啪嗒上下翻飞，把烂泥都甩到自己的膝盖上”。至于紧身上衣，人们穿着既不能干活，也不能玩耍，因为它们又僵硬又闷热。

  斯图贝斯并非有意成为讽刺作家，而是传教士的使命使然。人们为这些荒谬的事情所付出的努力令他感到震惊。他不是轻描淡写，而是直戳要害地写道：“耶稣基督穷苦的信徒衣不蔽体地死在门口，与此同时，数百万套衣服却放在他们身边任其腐烂。”他讨厌女人涂脂抹粉，卷烫头发，说她们“像狰狞的怪物，而不像贞洁的女基督徒”。他讲述了魔鬼被抓到在浆洗绉领和卷发的故事。他还讲述了关于金发流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都相当吓人：“如果哪个孩子有一头金发，他们就会把他引诱到隐秘的地方，为一两个便士就剪掉他的头发。”

  他担心的是，他确信的世界正在从根基上被动摇。在这样一个世界上，所有人家的女儿都想要漂亮的衣服，“尽管她们的父母已债台高筑”。他认为骄傲之罪在于“穿戴……比我们的身份、职业或生活条件所需要的更华丽、更奢侈、更贵重的服饰”。他抱怨说，我们“很难分辨谁是贵族，谁值得尊敬，谁是真正的绅士”。既定的社会秩序应该反映在服装上，但如果任何人都能买到特权的衣饰，这种秩序就被破坏了。在这个时代，就连权贵的遮阴布也地位不保，从贵族的裤裆滑落到平民百姓的私处。愤怒的斯图贝斯坚称：“并不是所有人都要穿一样的衣服，每个人乃要按各自的等级，服从上帝的安排。”

  他还担心，另一种确定性也会消融，那就是性别。尽管他认为男人穿柔软的衬衫会变得“软弱、柔弱和虚弱”，但他担心的不只这一点。他看到男人都变得女里女气，他的意思是，男人都太喜欢女人的陪伴，享受与她们上床的乐趣。他认为女人都打扮得像娼妓。他很反感看到女人像男人一样出入公共场所，他最担心的是两性之间的差别会逐渐模糊，他似乎认为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人们的穿戴。他一看见穿紧身上衣的女人，就特别难受。他说，这样的女人“被称为雌雄同体并无不当”。

  当然，他的话有对有错。除了在宫廷和修道院里，人们的穿着不再受宫廷或修道院的规定限制。斯图贝斯肯定也意识到了，曾经广泛认同的社会秩序已经被扰乱了，而从服装上就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点。阶级、地位、权力和金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  在这样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中，他帮助制定了上千次的道德说教、上千次的世俗布道，反对时尚，反对瓦解舒适、稳固的等级制度，反对年轻人有时会让长者分不清他们的性别。他教导文人和传教士，可以对着任何身穿新奇衣服的人怒吼，告诉他们穿用父辈的衣物才是美德。他让改变和选择看起来像是罪过。

  （本文摘自迈克尔·派伊著《世界的边缘：北海的文化史与欧洲的演变》，宋非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3年12月。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，现标题为编者所拟。）